近见魏季修与正彦书云：「大凡修学，当思要处，泛泛多读，卒无所济。亦当念亲，旋为举业。至文有意于此，不三年当自见效尔。欲吾友留意于此也」。正彦闻此，益自奋励，以思要、念亲为务。此朋友忠告之善也。然今应举所先，唯在答义，答义工夫，或茍或敬，志于速售。朝习而暮成者，茍也。敬其事者，趣时立本，一以其道，虽经有成说，不敢少违。而孔孟说经之要载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者，亦学法之所不禁也，遵而用之，亦何害于进取哉？且以《诗》《书》言之。孔子曰：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」。夫鸟兽草木之名，必略观《尔雅注疏》，然后可识，非妙说玄谈之所能辨。弃粗取妙，以速多识之训，则其于《诗》也，四可二事，亦将蔑智而用凿矣。由述旧之明，师不凿之智，则其于《诗》也，宁至为高叟之固乎？固也者，不化之谓。志在执词，不过而吝，则于仲尼可怨之辞、大舜自怨之志胥失之矣，其所害者岂特诗人之志而已哉！执北山之辞，倒尊卑之分，微孟子告之，则咸丘蒙于北面之说何自而化乎？辞凝而不化，志疑而未治，卒能问焉，以去志之害，此咸丘蒙得师之利也。然则以文以辞，而蔽于义者，皆有害焉。盖相感以情，则有利无害；杂之以伪，则害必生矣。所恶于凿者，为其伪也，伪而不信，则其感人也滕口而已。情迁心化，无所留系，唯孔孟说经之从，则其于诗也，何习而不利乎？非特《诗》为然也。孟子曰：「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矣」。滕口之学，诬孟子信取之辞，遂至于糟粕六经。不取不信，下乔入幽，信彼无徵之诞，以为高妙。其不信在此，其信在彼，不曰以辞之害欤？离析一体，以为多学，则欲驱人而尽信其说，率情而违道，离此而适彼。有信焉，有不信焉，其为以辞之害一而已矣。扬子曰：「书，心画也」。性与知觉，合而名心。心则非物，画而在纸者，物而已矣。六经之道，心物混一，则象亦心也。心自心，物自物，则象岂心乎？心物合而诚明一，诚明一则天地良知不见乎小大之别。此横渠先生之说，而学者之所宜信也。信乎否乎，系乎其人。中立先生铭游执中先生之墓曰：「物我异观，天人殊归，而高明中庸之学析为二致。士欲隶学以考疑，则无其师，资以辅仁，则无其友，而枝辞蔓说，乱经甚矣」。某得此文而读之，历年已多，内讼改过，实遇师于此焉。季修所谓大凡修学，当思要处，而欲祈可见之效。某窃谓，辞不乱经，则其要明矣。三年至谷，岂非可见之效欤？念亲之本，莫要于此。因正彦持书见示，喜季修能尽忠于朋友，欲以此辞辅益其志，未知是否。欲俟相见面讲，而羁囚待尽，恐无会晤之期。书不尽意，若非其人，不可示也。衰危不复自恪，时为亲知深虑耳。